大家都说这次疫情是场“大考”，很多工作一试分晓。

很多这种优秀的典型，天天媒体报道，你也可能去参访学习过，不预约、不打招呼还没人接待，这些典型风光得很。

但这次疫情之下，这些典型表现得如何，分数高不高？答案是未必。典型到底是真典型还是假典型？居民的数据是不是精准，有没有水分？你一下子能动员多少人？你的社区单位是不是愿意捐钱捐物大力支持？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日常治理能力来了。

典型可以分很多类。

按照选树层次，有中央典型，像“枫桥经验”……得到了中央的认同和推广，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表彰。

有的是不同部门、条线的典型，党的条线、综治条线、民生条线等等，不一而足。

有的是地方典型，就不展开讲了。你想到这个城市参访，这些典型你基本上都会去到。

有一些是媒体典型，为了配合媒体宣传，如“群众路线”等等，媒体会选树一些事迹上特别贴切的典型。当然，媒体典型和前面政府树的典型有较多重合。

    还有一些民间典型。在行业的圈里大家比较熟悉。但是在政府体系之中（所谓的体制内）没有被选树，知名度不大。比如像安徽黟县碧山的乡村营造，上海某个区的社区营造，圈内很知名，但在政府体系之中并没有当成多大个事。

    今天我们来看这些典型，还是传统的眼光、传统的评估机制之下典型。而这些典型一遇到了疫情类似的大考，不一定能够体现出典型该有的水平。比如武汉的“百步亭”，为什么大家这么关注？就是因为它太典型了！

所以，在社区治理这个层面，典型选树只是一个传统的治理手段，还称不上是现代化的评估机制。

因为，当下对于治理能力和水平的评估，有诸多缺陷：

第一，媒体是靠不住的。

媒体有它的关注点，“狗咬人”才是新闻。

经常会听到有一些领导对于某某典型的不屑，“都是吹出来的，不是干出来的！”；不就是一个小事嘛，一宣传宣传半年，综治也讲、民政也讲、街道也讲……。

为什么？因为这个小事有新闻价值，点中新闻眼，所以光看媒体评价肯定是靠不住的。

第二，光靠政府某个部门的评价也是靠不住。

政府有很多条线和部门，民政管民政，共青团管共青团，它对一个典型的评价自有它的权限和出发点，从这个点上出发，单项的工作是可以评价的，但是对于整体到底怎么样它不会管，也不应该管，因为不是它的权职范围。

而这些典型往往都是一个一个的单一评奖，最后垒出了整体工作的优秀。1+1+1+……大家认为必然会大于10，但是未必的，有可能1+1+1+……可能等于3。

第三，光靠政府的评价也是不行的。

这里指的是指整体的政府的评价。政府依法依规行政，贯彻上面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上负责，一层一层下来。

政府对于某个地方的工作评价，评价的都是上面政府要求下面做的事，评估的方式自然是自上而下，是开会、部署、督查、考核。但几乎没有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的指标。

这样的形式主义大家看多了。有的地方“美丽乡村建设”就是刷墙，政府评价觉得挺好啊，专项资金也花出去了，面貌也一下子改变了，但是老百姓受益没、满意不是看不出来的。

第四，群众的评价一定要体现。

群众评价能够进入的考核指标是什么？都是问题导向的指标，比如“12345”市民热线的反馈，上访的数据等等，肯定会和一个地方的治理水平考核有关。

而有问题、反映问题的群众毕竟是少数，而涉及大多数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案全感，很少进入到正式的考核指标体系。

而群众的满意不满意这种正面的感受和评价，恰恰是治理能力体现的实质。西方国家的市民满意不满意，用脚投票，支持不支持通过选票就能够看出来。

对于我国而言，其背后体现的是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体现的是一个地方的执政能力和治理能力。

所以，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安全感的评估恰恰是社区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最重要的评估内容。这一块的评估，我觉得是非常缺乏的，即便有，评估机制也停留在形式意义，离现代化有一定的距离。

群众满意度的评估要引入到社区治理的评估机制，这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这一块，不少学者在研究，主要研究的是如何科学行政，如何构建科学的行政绩效评估机制，一个政府花的钱是不是用最少的钱办了最多的事情。

在社区治理这个层面上，我觉得有这么几个事：

    第一，对人的考核。

这里就不展开说了，现在对干部的考核越来越精细化，精细化到领导干部快受不了了。很多创新，360度，方方面面。

当然，领导干部的考核（尤其是社区治理相关的领导干部），除了要有内部同事的满意与否的数据，有张榜公示、违法违纪等负面的否决，也要有群众满意度的数据支持。

第二，对于钱（绩效）的考核。

用在社区这些钱是不是有效？这里体现的是科学预算机制。目前更多考核可见的数据化的东西，受益人数、活动次数，是不是建了一个亭子，是看得见的，留痕的。

满意度评估一定要引入。有一个概念叫“参与式预算”，越到上面，群众参与预算的制度安排是人大和人代会；而越到社区，就应该由一个一个具体的群众来具体的参与了，群众全程参与一个社区项目的立项、评估、监督和反馈，已经不是社区治理的创新，而成了普遍的社区实践。参与式的社区微更新、社区营造、社区议事等等，全国各地社区工作者创造了很多好案例和好做法，公开化程度越来越高，这是可喜的方面。

第三，除了对人考核、对钱考核，还要有对工作的整体考核。

对一个社区治理的评价要有整体思维，一定要把满意度评估放在首要位置，作为关键指标。而不仅仅考核看得见的数据、活动次数，不仅仅考核“12345”热线的问题解决。

群众的满意度考核惯常的手段是，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专业的跟踪的调研，不定期提供数据供政府考核、排名时参考。

这个方法已经在很多地方、很多条线使用，这也是科学考核评估督查机制的进步，但就是成本比较高。社区一线的项目多、人多、工作又复杂，全部按照委托第三方的思路做委实负担不起！

智慧社区的手段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也产后疫情时代的领悟之一。大数据、小软件、小程序等都可以引入其中，一些部门、一些地方现在用的手段都挺好，比如基于微信群的大数据分析工具，每个月可以了解群众关注焦点。

还有，互联网有很多免费工具，在微信群内、在公众号上做数据调研并不复杂，成本也不高，但是这种尊重居民满意度的态度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社区治理水平可以科学评价，一个项目可以由居民全程参与，这肯定是后疫情时代的方向，也是回应习总书记所讲的“中国的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的一线鲜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