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疫情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线上和线下模式融合的趋势，一些没有线上的行业纷纷有了线上服务。

一般认为，社区治理不就是纯线下的事吗，面对面做群众工作，而武汉在疫情期间已经开始拓展线上社会工作，所以，线上和线下融合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成为当前社会创新的热点。

当前很多城市在推进“城市大脑”，上海、杭州等地都已经卓有成效。“城市大脑”是一个城市整体上的“智能化”规划，像上海专门成立了大数据中心，推进“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杭州打造“数字治理第一城”，还为城市大脑立法。

此类“城市大脑”一般都会是大规划、大基建，推动的也是大企业，阿里、腾讯都和不少城市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我们不禁要问两个问题：

1、基层社区治理的“智能化”，是不是就是城市大脑的社区延伸和落地？

2、是不是已经到了要推进社区治理“智能化”的时候了？

先回答后一个问题，我认为目前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疫情倒逼之下，线上办公、线上办事已经成了习惯，所以，线上治理已经成为很多先进地区的标配，杭州正要推出《杭州城市大脑赋能城市治理促进条例》。从居民需求上看，居民，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已经非常适应在网上参与社区事务，如果没有这样的平台、没有这样的设计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

再回到第一个问题，社区治理的“智能化”是不是就是类似“城市大脑”这种模式在社区的落地？

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重点还是要分清楚社区治理的智能化，是社区的智能化还是治理的智能化？是管理的智能化还是治理的智能化？

当前，很多部门都在推动“智慧社区”建设，譬如说政法系统推的“雪亮工程”，建设系统推的智慧交通、智慧社区，还有社治系统（如某些城市的社治委、社建委、社建办）推进的智慧平台等，还有民政部门推进的“社区云”、“社区通”等等，像上海市民政局日前推出“社区云”，南京市栖霞区民政局推出“掌上云社区”等等，对于最基层来讲，这样的平台的确是有点多了，某种程度上加重了基层的负担。

这么多的平台到底谁更智慧，哪个更好用？这些各式各样的平台搜集的碎片化的数据、碎片化的需求、碎片化的功能，最终能否真正归集成为一个大数据？实际工作中会遇到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

下面谈谈我的感触和观点。

第一个观点、社区的“智能化”不同于整个城市的“智能化”，社区治理的“智能化”不是“城市大脑”的延伸。

“城市大脑”是基于整个城市的大的规划，可以和“新基建”结合起来推进，属于整体的城市层面的东西，偏硬件的，和政绩工程等有密切关系，对于一个城市的领导而言，总希望有这么一个“大脑”能够把各方面的数据、信息、需求、功能等等放在一个大的平台上。

而现实中，这种大平台最终的实用性总是一个大问题，而如果这样的平台秉持的是行政思维、是管控思路，出来的东西往往和治理的需求打架，和居民的诉求相驳，因为，数据是平的，社会是平的。

如果平台是自上而下的，偏硬件的，偏方便管理者的，对于应用者（居民）来讲，往往是不方便的。

谁来推进这个项目，自然就会偏向于它的部门思维，屁股指挥脑袋。如果建委推动一个智慧社区项目，肯定要去监控土方车扬尘，因为他负责这个数据，而这个数据对于社区治理而言一点意义都没有。

社区治理更偏重于软件，是一种柔性的东西，个性化的东西，偏服务、人文，需求和问题，这和“城市大脑”偏硬件、重管理的方式还是不同的。

对于最基层而言，社区治理的“智能化”肯定不是“城市大脑”的延伸，最多是“城市大脑”的一些服务的延伸，服务、政务、事务可能会延伸到社区，而治理的内容很难在最大的“城市大脑”平台上体现出来的，因为治理还是挺个性化的，挺小而美的。

第二个观点，社区治理的“智能化”也不应是当下热门的“社区大脑”的简单化的延伸。

很多地方在做“社区大脑”，有的称为“社区云”，有的叫“智慧社区”。实践中，“社区大脑”不约而同走向了一个误区——“大”而不当，内容要全，覆盖全面需求，功能要全，要做平台。

这种思路下的社区“智能化”真不好做，这里有三个难题：

第一个是“不能为”。做大平台，要大投入，一个社区，基于一个街道都没有那么多的钱来砸的。很多地方做社区平台，要做APP，还要装一堆的传感器，这种硬件投入极高。对于社区来讲，成本hold不住，并且实际效果也未必好，所以不能为。

第二个是不应为。对于一个社区而言，老百姓需求千差万别，社区特点鲜明，这个社区和那个社区都是有区别的。而一个社区平台提供的服务，尤其是政务服务，都应该有大逻辑，这些大逻辑就是一个城市的整体要求，如何办人才居住证是全市统一要求，街道也创设不了。

大逻辑都存在的情况下，你如果自己搞一套系统，烦先不说，如果上面有统一要求，要你改，你必然也要跟着改，如果要改用另一套系统，前面的事就白干了。所以，智能办事系统不是需要基层投很多钱来做的，只要等上头有了统一要求，把这个模块接过来就可以了。

第三个是无法为。

社区治理“智能化”又遇到社区治理遇到的普遍问题，就是“条块”资源如何理，条块分割如何解。

纵观全国近20年社区治理创新探索的历程，最重要的就是“条与块”资源如何分配的问题，治理资源的碎片化如何解。

治理重心和资源向基层下移，怎么个下移法，条块的资源如何梳理，社区治理的“智能化”又是“条与块”在数据领域争端的新战场。

那么多的碎片化信息，那么多的要求，如何在街道这个层面上做到整合，这个挺难的，有点“无法为”，今天“为”了一点，或许明天又要改。这个数据和那个数据打不通，街道如何协调得了。

第三个观点，社区治理的“智能化”要有治理思维。

社区治理的“智能化”，不是简单化的硬件，更不是简单化的平台，社区治理的“智能化”，更倾向于“治理”的智能化，而非硬件的智能化。社区治理的“智能化”一定要秉持治理思维。

    如何推进社区治理的“智能化”？

1、可控的成本。社区治理“智能化”坚决不要拼硬件，不能向“微基建”靠。如上海新基建“增设社会治理神经元感知单元1000万个”，这是上面推的事情，成本由基层来担是不合理的，也不太可能。

在最基层做一个软件成本不宜过高，投入大资金搞出个大平台，对于社区需求而言，也是“大炮打蚊子”，并且很容易受到上面政策影响。上面推全市“社区云”，你到底要不要跟着调整呢。

可控成本，还有就是不要被企业绑架、被企业忽悠，企业说功能多么好、多么好，不要跟着软件企业走。他们的报价肯定朝复杂、做大方向走的。

对于基层来说可控成本极其重要，否则会出烂尾工程，会被指责为政策工程而被大家看笑话。这两天有个新闻，山东临沂建了一个“智慧临沂商城”，近年来花了5600万元打造，被商户、居民投诉，说进了主页之后无论点任何选项，只能在主页和主页之间跳转，无法进入任何二三级链接。市长发火之后现在才能打开。“智慧临沂商城”当初想做什么？是一个集商城、电商、物流、公共服务等数据于一体的大数据中心，今天，平台成了一个摆设和笑话。我还手贱地去网上搜了搜，后来发现根本找不着。

2、克制的功能。功能上不求全、不求大，要问题导向，社区里要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要把疫情掌握的居民精准数据保留下来，数据库功能就做得强一点。

功能设计，能借鉴已经有的模块，能模块化的模块化，能不建平台的不建平台，能有好工具的就用已有工具。

拿来主义不可耻，网上已有的调研软件做得好，自己再设计一个一点意义没有；有的活动报名软件已经做得特别好，你再弄一个，也弄得没别人好，一点意义没有。只求所用即可。

社区里的数据毕竟特别不大，称不上什么大数据，也犯不着必须自建一个自己能够掌控的东西，花了冤枉钱。

我到网上搜了很多小工具、小软件，网上有加装电梯的软件，小程序也有；业委会的小程序也有，做得已经很好了，只要按照那个做就行了。

在功能这一块，追求的是小而美，而不是大而全。

3、多方的参与。要认真思考一下，社区推治理智能化的优势是什么，是我们最靠近需求，也最靠近资源，社区参与的各方都是我们的资源。

社区治理强调的不是自上而下，而是各方参与，多方参与。社区单位如果有软件企业，可不可以请这些企业帮忙，有的居民本来就是优秀的程序员，可不可以志愿者一把。

有一本书叫《技术的本质》，建议大家看一下，所有的技术进步都基于一个一个的模块基础上的升级。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智能化”就是高科技，好高深、高大上、我们做不了，其实今天做软件的很多后台模块都已经很成熟了，你把各种模块组合起来，就能实现功能了。所以，做一个小平台、小软件、小程序的时间和各方面成本都不会很高，再加上社区单位的支持，很多都可以做起来，甚至居委会都可以做起来。

4、促进人的联结。

社区治理就是促进人的连接、关系和信任。这次疫情，大家可以在网上开联欢会了，搞亲子读书会，一起练瑜珈，网上人际连接的习惯已经形成了。社区治理“智能化”，要助推这些，促进人的连接。

强化社区共享功能，“谁主张、谁负责、谁受益”的原则就很好，共建共治共享，促进居民参与，这些功能设计恰恰是最重要的。社区里的物资共享、信息共享、团购、技能共享等等功能，社区参与、社区议事等等这些事，应该是“智能化”的主要内容。重点真的不是智慧政务、办事，这些功能由上来弄好下来即可。

总体上，社区治理“智能化”应该是一种小而美的东西，是一个社区资源可以操作的东西，是成本等各方面可控的东西，而不是大而全的东西，不是为了政绩、为了面子而撑出来的东西。

并且，“智能化”也不是多么高大上的东西，大家努力努力就能做，拿来主义也可以，怎么实用怎么来，这才是真正的社区治理的“智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