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前的疫情期间，有一个新闻刷屏——武汉嫂子的“汉骂”，在网上搜一下就知道了。

起因是什么？武汉嫂子怼的是居委会，指责居委会一开始什么都不管，也管不了，都是业委会在管，几个热心的人，大家通过各种关系找口罩、团购物品食品，自我管理得挺有效的。这个时候居委会进来管，并且态度比较生硬，有点“接管“的意思。武汉嫂子一怒而起，就开始了“汉骂”。

自治是社区治理之中最最薄弱的环节，德治、法治、自治、共治，德治有党的领导，法治指各种依法治理，共治是由街道或者居委会统筹下的社区各主体的有序参与，都有很多创新举措。因为都有党、政府及居委会的主导，所以，有人推，有举措，所以也有成效。

但社区自治，如果还是类似的自上而下的主导、规划、布置、督导、考核……往往没啥效果！

事实也是如此，自治是最薄弱的环节，很多街道领导、社区工作者都觉得自治是最复杂最麻烦的事，有劲使不上的感觉。

而我们也都意识到了，自治做得好的社区，居委会会省很多力，像前面讲的“汉骂”的这个小区，自治已经启动了，居委会再做就有基础了。很多社区项目的推动，好多社区问题的解决，都要靠居民自治，靠居民的支持和参与。

如果没有自治，各方面成本投入会很大。一些社区难题，像加装电梯，这里面必须要有自治参与，没有自治肯定是搞不定的。

今天就想专门讨论一下“自治是怎么样生发的，触点、时机是什么？”

自治到底是怎么生发出来的？

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自治是被逼出来的。上海的长宁、静安都有居民自管小区，这个小区就两三幢楼，物业公司没利润，没有积极性接管。而小区没人管肯定不行，卫生、车辆、维修、案例等都是需要管理的。没有物业公司接盘，但也不能任由这种状况下去，于是就自己管起来了。

这种自管小区，居民配合度更高，因为退无可退。静安有一个小区的大门，每户有个钥匙，开车出去需要自己打开门，开出去，再自己关门。成立了业委会，大家轮流做业委会主任，一家一个月，实在没空的可以委托别的邻居代行职责，邻里关系反而和睦得不得了。

社区对于每一个居民来讲，是一个说起来挺重要，日常顾不上的地方，如果要让他参与，让他自治，除了被逼的之外，更多的社区治理场景是主动发起一个触点，靠这个触点去触及他。

这次疫情也是一个触点，大家一下子对社区有概念了。

昨天和一个企业老总聊天，他住的是别墅，邻里关系更为疏远，而这一次役情，业主微信群上热闹起来了。还有一个小场景，以前开车到门口，自动门一抬杆，车就开进去了，和物业保安也没有交流。而这一次，必须停下来，保安给你量量体温，问问你从哪里来，去过哪里，一下子和社区物业的连接加强了。

自治其实就是居民之间的连接，他们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连接，社区共同体才有可能。

除了这些特殊的情景外，社区治理的触点多来自于外部，有钱了，有地了都是触点。

有钱了？指有“自治金”了，很多街道有了专门的“自治金”的预算，就是希望通过“自治金”经费的支持，培育一大批的自治项目，通过项目吸引居民走出家门，参与社区，实现自治。

有地方了，指社区有了一个小空间，可以由社区自主改造了，大家可以发挥点创意折腾自己的社区了。

有一本书叫《六论自发性：自主、尊严以及有意义的工作和游戏》，是詹姆斯·斯科特写的一本小书，“六论”就是六个小例子，其中有个例子讲的是“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整体性失败”。

二战之后，1955年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建了一个公寓，这幢公寓有33幢11层的公寓楼，加在一起有3000套公寓，是美国当时最大的公寓小区，还获得当年的一个“最佳公寓设计奖”。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全景照片。

看起来特别整洁漂亮，让周边的建筑相形见绌。

这样设计的一个社区，结果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这个公寓就出现了明显的衰败的迹象，入住率大幅下降，入住的人越来越穷，犯罪率大幅提升。

到了1971年只剩下大约600人还住在这片公寓楼里。1972年3月政府用爆破的方式拆除了一些公寓，最后到1976年这个公寓被夷为平地。

大家后来分析为什么会失败，它的最初设计的功能太单一，就是一个整齐划一的居住社区，缺少娱乐设施，缺少购物场所，缺少对人多种需要的关心。

这个案例充分说明了“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整体性失败”。现代主义是什么？在国内也会看到这样的社区规划，有清晰的功能分区：行政区、住宅区、商业区、办公区、娱乐区，相互独立，这样方便管理。

并且通过精确的计算，确定每一个人用多少居住面积最合适，每套房子的采光量、供水量甚至电源插座的数量，还有这里应该设几个商店等等。

这些城市规划，带来的秩序感确实有越人之处。尤其规划者获得一种类似上帝一样的掌控感和满足感。但是恰恰就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居住在这个环境里的活生生的人。

社区即使有空间了，也不能有这种规划的思路，如果还是以这样的思维方式去做，最终效果好不了。

社区公共空间的微更新，一定不能是上帝视角，要让居民参与其中。有些公共空间，也不一定要规划得特别清楚，这里是干什么的，那里是干什么的，其实可以留白的，留白之后，让一些项目在这里自发地产生。

《六论自发性》一书还讲了一个例子，就是游乐场，很多社区游乐场也是严格规划的，这个区是攀爬区，那个区是健身区……反而不一定好。而有个游乐场只是一个开放空间，里面就是沙子、土以及各种玩具工具，满意了小朋友玩的天性，反而成为社区的一大景观。

人有一种天性，不喜欢这种狭隘单调的生活，只要有选择，他们尽量避免生活在刻板和单调的社区之中。就算不得不生活在这里，他也会尽自己的力量创造差异。

所以，自治、自发是一种天性，我们要做的就是去激发这种天性。

对于社区工作者而言，有钱了，有地方了，不一定要有严格的、自上而下、科学的规划，社区是人的社区，人有自发的天性，只要激发这种天性，让他们有自发意愿就可以了，这才是真正的触点。

还有一个角度，就是社区营造视角，就是要有故事。

社区要有故事，这个故事能打动大家，让大家有愿意去行动，社区里孩子多，就做一个亲子活动室；社区里缺少记录社区历史的博物馆，就做一个乡愁博物馆。

重点恰恰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故事的吸引力，吸引力来自于讲故事的人，他有没有能力触及到大家，吸引一批人愿意为了这个故事去奋斗。

所以自治的触点变成了一个人。社区骨干的重要性就在此，一些有动员能力的社区达人能人显得尤为重要。

有了这些触点之后，社区自治就有了生发的基础了，但何时生发还要把握时机。

如果对这个社区大家都不关心，都不愿意为此而行动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是一个好的时机。所以要找到一个大家关心的点，称之为痛点也好，称之为热点也好，就等这样一个时机。

很多社区书记都和我谈起来他们经历的“神转折”的事件，比如物业太烂，但多年换不断，有一次电梯坏了，就是一个触点，然后，后面就都顺了。

这个时机非常关键，可能你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到时候了，但是老百姓就没有感觉到它多重要就不行。

上周北京的业委会专家舒可心老师讲了一个案例，有个业委会主任很热心，特别想为居民做点事，他知道电梯要换了，要换就要动维修基金，就要征求居民同意，于是他带着业委会的人挨家挨户找居民签字，结果居民不领情，质疑他们的动机，通常得到的答复就是“你先放下吧，我先想想”，这个主任挺受伤。

舒可心老师说，这事不能这样干，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事该办，主动找他们也没用！

他的解决方案是，电梯停掉，电梯口左边贴上质检部门的通知，说这个电梯年久失修，停运；电梯口右边贴上居民征求意见，还特意说明三分之二的同意了才能修，你同意了就在这里签字。结果效果特别好，很快就都签好了，根本不需要你一家一家去跑。

这就是“自治”的思维，让你有意识，让你自己有行动。

自治的时机，还要给给自治时间，自治是一个过程，而不是像行政管理、规划施工，有外部力量就可以了，自治是内在修为，有一个让他们心里慢慢发生作用的过程。

比如说加装电梯，可能前些年就没法提，提出来也没人关心。这两年为什么提出来了呢？因为时机已经到了，那些人老了，爬不动楼梯了，他们有动力了。

社区营造更系统，更是这样，你去改变一个人，需要好长时间；你要一个人行动，肯定也要几个小时沟通才有可能吧，都是慢慢的过程。

最后还要谈谈党建引领。

我们国家的社区治理体制是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体制，社区自治了，党建何处放？

有一次和一个街道党工委书记聊，有句话她讲得特别好，“党建是最后总结的”。一开始肯定不是先讲党建，而是讲议题，讲议事，讲什么都行，先去做这些事，党建是最后总结出来的。

当然，“总结”大家都认为是比较形式主义的东西，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党建应该是放在最后的。

党建对社区自治来讲是一种外力，外力何以成为内力呢？这就需要制度设计，称之为顶层设计也可以。要想清楚：社区自治的这些力量，如何成为党的力量，成为党执政的基础。

一是对于自治的人，一些优秀的人，可以发展成为党员。当然，这一块的制度配套还没有，社区发展党员还是相当难的。

二是将一些自治的组织，像业委会，像社区群众文化团队，纳入社区议事、社区治理制度体系之中。这就是社区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社区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绝不是前面讲的就是党建，就是社区严格管控和规划之下的自治。在社区自发自治的领域，实际上不需要太多的严格规划和管控。

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规划和管控，社区自治力量如何成为党的力量，这恰恰是一个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

 这是我近期思考的内容，也不一定成熟，由此可以生发出很多其他的观点，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