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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如何生发,找到那个自发的触点,一切从那儿开始!

一个多月前的疫情期间,有一个新闻刷屏——武汉嫂子的“汉骂,在网上搜一下就知道了。

起因是什么?武汉嫂子怼的是居委会,指责居委会一开始什么都不管,也管不了,都是业委会在管,几个热心的人,大家通过各种关系找口罩、团购物品食品,自我管理得挺有效的。这个时候居委会进来管,并且态度比较生硬,有点“接管“的意思。武汉嫂子一怒而起,就开始了“汉骂”。

自治是社区治理之中最最薄弱的环节,德治、法治、自治、共治,德治有党的领导,法治指各种依法治理,共治是由街道或者居委会统筹下的社区各主体的有序参与,都有很多创新举措。因为都有党、政府及居委会的主导,所以,有人推,有举措,所以也有成效。

但社区自治,如果还是类似的自上而下的主导、规划、布置、督导、考核……往往没啥效果!

事实也是如此,自治是最薄弱的环节,很多街道领导、社区工作者都觉得自治是最复杂最麻烦的事,有劲使不上的感觉。

而我们也都意识到了,自治做得好的社区,居委会会省很多力,像前面讲的“汉骂”的这个小区,自治已经启动了,居委会再做就有基础了。很多社区项目的推动,好多社区问题的解决,都要靠居民自治,靠居民的支持和参与。

如果没有自治,各方面成本投入会很大。一些社区难题,像加装电梯,这里面必须要有自治参与,没有自治肯定是搞不定的。

今天就想专门讨论一下“自治是怎么样生发的,触点、时机是什么?”

自治到底是怎么生发出来的?

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自治是被逼出来的。上海的长宁、静安都有居民自管小区,这个小区就两三幢楼,物业公司没利润,没有积极性接管。而小区没人管肯定不行,卫生、车辆、维修、案例等都是需要管理的。没有物业公司接盘,但也不能任由这种状况下去,于是就自己管起来了。

这种自管小区,居民配合度更高,因为退无可退。静安有一个小区的大门,每户有个钥匙,开车出去需要自己打开门,开出去,再自己关门。成立了业委会,大家轮流做业委会主任,一家一个月,实在没空的可以委托别的邻居代行职责,邻里关系反而和睦得不得了。

社区对于每一个居民来讲,是一个说起来挺重要,日常顾不上的地方,如果要让他参与,让他自治,除了被逼的之外,更多的社区治理场景是主动发起一个触点,靠这个触点去触及他。

这次疫情也是一个触点,大家一下子对社区有概念了。

昨天和一个企业老总聊天,他住的是别墅,邻里关系更为疏远,而这一次役情,业主微信群上热闹起来了。还有一个小场景,以前开车到门口,自动门一抬杆,车就开进去了,和物业保安也没有交流。而这一次,必须停下来,保安给你量量体温,问问你从哪里来,去过哪里,一下子和社区物业的连接加强了。

自治其实就是居民之间的连接,他们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连接,社区共同体才有可能。

除了这些特殊的情景外,社区治理的触点多来自于外部,有钱了,有地了都是触点。

有钱了?指有“自治金”了,很多街道有了专门的“自治金”的预算,就是希望通过“自治金”经费的支持,培育一大批的自治项目,通过项目吸引居民走出家门,参与社区,实现自治。

有地方了,指社区有了一个小空间,可以由社区自主改造了,大家可以发挥点创意折腾自己的社区了。

有一本书叫《六论自发性:自主、尊严以及有意义的工作和游戏》,是詹姆斯·斯科特写的一本小书,“六论”就是六个小例子,其中有个例子讲的是“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整体性失败”。

二战之后,1955年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建了一个公寓,这幢公寓有33幢11层的公寓楼,加在一起有3000套公寓,是美国当时最大的公寓小区,还获得当年的一个“最佳公寓设计奖”。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全景照片。

 

看起来特别整洁漂亮,让周边的建筑相形见绌。

这样设计的一个社区,结果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这个公寓就出现了明显的衰败的迹象,入住率大幅下降,入住的人越来越穷,犯罪率大幅提升。

到了1971年只剩下大约600人还住在这片公寓楼里。1972年3月政府用爆破的方式拆除了一些公寓,最后到1976年这个公寓被夷为平地。

大家后来分析为什么会失败,它的最初设计的功能太单一,就是一个整齐划一的居住社区,缺少娱乐设施,缺少购物场所,缺少对人多种需要的关心。

这个案例充分说明了“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整体性失败”。现代主义是什么?在国内也会看到这样的社区规划,有清晰的功能分区:行政区、住宅区、商业区、办公区、娱乐区,相互独立,这样方便管理。

并且通过精确的计算,确定每一个人用多少居住面积最合适,每套房子的采光量、供水量甚至电源插座的数量,还有这里应该设几个商店等等。

这些城市规划,带来的秩序感确实有越人之处。尤其规划者获得一种类似上帝一样的掌控感和满足感。但是恰恰就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居住在这个环境里的活生生的人。

社区即使有空间了,也不能有这种规划的思路,如果还是以这样的思维方式去做,最终效果好不了。

社区公共空间的微更新,一定不能是上帝视角,要让居民参与其中。有些公共空间,也不一定要规划得特别清楚,这里是干什么的,那里是干什么的,其实可以留白的,留白之后,让一些项目在这里自发地产生。

《六论自发性》一书还讲了一个例子,就是游乐场,很多社区游乐场也是严格规划的,这个区是攀爬区,那个区是健身区……反而不一定好。而有个游乐场只是一个开放空间,里面就是沙子、土以及各种玩具工具,满意了小朋友玩的天性,反而成为社区的一大景观。

人有一种天性,不喜欢这种狭隘单调的生活,只要有选择,他们尽量避免生活在刻板和单调的社区之中。就算不得不生活在这里,他也会尽自己的力量创造差异。

所以,自治、自发是一种天性,我们要做的就是去激发这种天性。

对于社区工作者而言,有钱了,有地方了,不一定要有严格的、自上而下、科学的规划,社区是人的社区,人有自发的天性,只要激发这种天性,让他们有自发意愿就可以了,这才是真正的触点。

还有一个角度,就是社区营造视角,就是要有故事。

社区要有故事,这个故事能打动大家,让大家有愿意去行动,社区里孩子多,就做一个亲子活动室;社区里缺少记录社区历史的博物馆,就做一个乡愁博物馆。

重点恰恰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故事的吸引力,吸引力来自于讲故事的人,他有没有能力触及到大家,吸引一批人愿意为了这个故事去奋斗。

所以自治的触点变成了一个人。社区骨干的重要性就在此,一些有动员能力的社区达人能人显得尤为重要。

有了这些触点之后,社区自治就有了生发的基础了,但何时生发还要把握时机。

如果对这个社区大家都不关心,都不愿意为此而行动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是一个好的时机。所以要找到一个大家关心的点,称之为痛点也好,称之为热点也好,就等这样一个时机。

很多社区书记都和我谈起来他们经历的“神转折”的事件,比如物业太烂,但多年换不断,有一次电梯坏了,就是一个触点,然后,后面就都顺了。

这个时机非常关键,可能你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到时候了,但是老百姓就没有感觉到它多重要就不行。

上周北京的业委会专家舒可心老师讲了一个案例,有个业委会主任很热心,特别想为居民做点事,他知道电梯要换了,要换就要动维修基金,就要征求居民同意,于是他带着业委会的人挨家挨户找居民签字,结果居民不领情,质疑他们的动机,通常得到的答复就是你先放下吧,我先想想,这个主任挺受伤。

舒可心老师说,这事不能这样干,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事该办,主动找他们也没用!

他的解决方案是,电梯停掉,电梯口左边贴上质检部门的通知,说这个电梯年久失修,停运;电梯口右边贴上居民征求意见,还特意说明三分之二的同意了才能修,你同意了就在这里签字。结果效果特别好,很快就都签好了,根本不需要你一家一家去跑。

这就是“自治”的思维,让你有意识,让你自己有行动。

自治的时机,还要给给自治时间,自治是一个过程,而不是像行政管理、规划施工,有外部力量就可以了,自治是内在修为,有一个让他们心里慢慢发生作用的过程。

比如说加装电梯,可能前些年就没法提,提出来也没人关心。这两年为什么提出来了呢?因为时机已经到了,那些人老了,爬不动楼梯了,他们有动力了。

社区营造更系统,更是这样,你去改变一个人,需要好长时间;你要一个人行动,肯定也要几个小时沟通才有可能吧,都是慢慢的过程。

最后还要谈谈党建引领。

我们国家的社区治理体制是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体制,社区自治了,党建何处放?

有一次和一个街道党工委书记聊,有句话她讲得特别好,党建是最后总结的”。一开始肯定不是先讲党建,而是讲议题,讲议事,讲什么都行,先去做这些事,党建是最后总结出来的。

当然,“总结”大家都认为是比较形式主义的东西,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党建应该是放在最后的。

党建对社区自治来讲是一种外力,外力何以成为内力呢?这就需要制度设计,称之为顶层设计也可以。要想清楚:社区自治的这些力量,如何成为党的力量,成为党执政的基础。

一是对于自治的人,一些优秀的人,可以发展成为党员。当然,这一块的制度配套还没有,社区发展党员还是相当难的。

二是将一些自治的组织,像业委会,像社区群众文化团队,纳入社区议事、社区治理制度体系之中。这就是社区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社区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绝不是前面讲的就是党建,就是社区严格管控和规划之下的自治。在社区自发自治的领域,实际上不需要太多的严格规划和管控。

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规划和管控,社区自治力量如何成为党的力量,这恰恰是一个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

 这是我近期思考的内容,也不一定成熟,由此可以生发出很多其他的观点,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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