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一个词“高质量发展阶段”，描述是：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

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社区治理将会发生什么呢？

第一个亮点、有了新目标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这个新目标——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纵观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十九大提出的是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四中全会充分地诠释了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这次提出了“治理效能”。

总体目标上，从体系、能力转向效能。

讲治理体系，更多的是制度化，党和政府来推动建立，还是政府治理的事。而“效能”这个词就比较客观，所以，治理成效可以衡量，可以感受，提法上更加科学了。

针对社区治理，目标更多从顶层设计、制度创新变成了运营感受。

运营什么感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感受是一个虚的目标，但要很实在的运营，君不见，很多城市的目标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多追求人民群众的个人感受度。

如上海提出“五个人人”——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治理、人人都能享有品质生活、人人都能切实感受温度、人人都能拥有归属认同。多么有诗意的表达，这里面，越来越强调每一个人的感受，而这也是“人民城市”理念的切实体现。

如何评估感受呢？这就充分体现治理水平的现代化了，传统的体制内部调研，发问卷、座谈会等方式肯定落伍了。请第三方科学评估、依托大数据平台评估，以及政府绩效的科学评估方式（摆脱看材料、照片留痕等方法）就值得探索了。

五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提高之后的社区治理的标准和标志是什么？肯定是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总体上，社区治理必将实现从政府治理为核心的治理目标变成了以人为本的感受度运营的治理目标，这是一个趋势！

第二个亮点，治理方式上更为柔性

以往更加强调的是什么？是“治”，十九大报告中都是乡村治理、环境治理、网络综合治理、海域治理等等，强调了政府治理的这种“治”。

五中全会有一句话“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里讲到了互动，以前更加强调的是单向的、自上而下的“治”，而现在强调的是“良性互动”。五中全会特别提到的唯一一个案例“枫桥经验”，也是充分体现了柔性治理，而不是把信访对象简单化。

同时，五中全会特别强调“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协商这个事在基层治理体系之中的地位更为重要。

政府治理，再加上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肯定使治理过程变得不是那么刚性的，过程肯定会拉长。根据“满意三角形理论”，拉长了这个决策、协商、沟通的时间，居民的满意度会增加。

从手段上看，治理变得更加的柔性，从刚性变得更加柔和。

第三个亮点，更加重视基层

十九大以来，对于基层社会治理日益重视。十九大上提出“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不仅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还提出资源下沉到基层。而五中全会不仅仅以上内容，明确提出“向基层放权赋能”。

放权赋能释放了什么信号？就是更加强调居民自治。

“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明确提出“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增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所以，不仅仅是在追求自治的口号，自治的格局、机制、制度，而是更加追求自治实效。

第四个亮点，民主协商变得更加重要

以往，民主协商更多的是机制建设，写得比较虚，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主要是保障大家民主协商的权利，感觉上还是，这种权利是我给你的权利，我放开这个权利上你去参与。

而五中全会把“社会主义民主协商”作为一个重要内容，专门提出“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从行文上放在上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而不仅仅当作统战工作的一项工作

所以，民主协商不仅是号召，是政治表态，而是已经成为党的基层工作、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

民主协商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构建共同体意识。十九大上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四中全会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而这一次更加强调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意识如何怎么形成？光党内动员、光政府号召、光社会性的各式各样的倡导活动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手段载体就是民主协商。

没有协商，就没有共同行动的可能，就没有参与，没有参与，就没有民主，你定就你定好了，关我什么事！

所以，基层治理体系里面，民主协商会越来越重要。基层民主协商的方式、手段，大家可以大胆创新，有空间并有做头。

第五个亮点，党建引领更加系统、更科学、更精细化、更讲实效

五中全会提出“党组织引领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直接就把党建引领放在了“社会治理创新”这一章的开头。充分说明，党建引领是前提。

我们经常讲“一核多元”或者“一核多方”，“一核”的作用到底怎么体现？已经提了这么多年，再说成立街区党建联盟、党建议事会或者凝聚力协会等等这样的机构就不够了，仅仅说建立了什么什么机制制度也不够了，而是要回答，党建引领如何更有实效。在社区治理工作中如何使“一核”更有效成为最最重要的探索方向。

另外一个探索的重点是“多方的动机和参与逻辑”如何体现，如何让多方参与更加有效、有质量，而这恰恰是大家这么多年坚持探索的内容，就不展开了，社区治理共同体、治理共识形成、骨干的参与等等，大家继续朝前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