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疫情是一场大考，大家都深有体会吧。这场大考来势汹汹，对于社区的资源、动员、机制等都进行了压力测试，一下子各地的社区治理水平原形毕露了。

有意识的是，这次疫情中，我们看到了社区治理各个发展阶段的情形：

第一个阶段，“群众工作”阶段。

典型的特征是什么？就是以前常讲的群众工作，发动群众、动员群众，居委干部多是我们称之为“大妈”、所谓的婆婆妈妈的居委会。

工作方式是传统的社区工作方法，比如“三勤”：腿勤、嘴勤、笔头勤，和社区居民的每家每户都熟，七大姑八大姨都可以知根知底。

这次疫情有的社区把群众工作动员到了极致，人盯人、人防人，志愿者全面动员，一个一个上门、一个一个打电话，不留任何死角，就把自己区域管得死死的。

典型场景是啥？是红袖章，这样的社区好多人戴着红袖章，如临大敌般，疫情就像阶级敌人，每个进社区的人都可能是病毒携带者。志愿者很多，当然“朝阳大妈”居多。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场景。

效果评估一下，非常有效。为啥？因为居委干部责任心极强，人人重视，人人参与，大家积极心又特别高。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

这样的思路之下，甚至有点管的太严了，有点出格了。

网上有一个挺热的视频，北京这样的冬天，一个人穿着短裤出来了，结果被戴红袖章的人管，说你干嘛穿短裤，为什么穿短裤？

他说，我不冷，怎么着，我就不能穿短裤？

然后产生了冲突。

这种强力管控之下偶尔会出格，出现对于个人权利过度干预的情况。

还有什么？发“出门单”，一周一家只能出去一个人……居委会盖章，一下子让我们感觉到回到80年代。

这是很有特点的社区治理形式，80、90年代小区都是管，大家都很熟悉，这种管理方式对一些老小区还是非常有效的，疫情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总体上，这种治理方式的效果还是挺好了，但是成本付出是蛮厉害的，居委会扑到一线，没日没夜的去做，成本代价是比较大的。

第二个阶段，“精细化治理”阶段。

这样的社区，管理已经非常精细化了，各种事务、老百姓的服务都很细致，怎么反映、怎么处理、怎么反馈，居民的动员体系楼组长、志愿者，都有（自）组织、有章法、也有能力，体现出了较高的治理能力。

有两个典型特征：

第一个典型特征是开始借助操作手册、软件、社群等各类工具进行管理和治理，这些小区普遍都有这种微信群，利用社群沟通信息、社区动员，也借助各种各样的操作手册、小程度等软件进行服务（当然，有的是上面统一配的，有的是居委自己推出的）。

近期我到不少街道交流，发现有的街道、居委会在疫情期间推出了自己的软件，有的是和相关社区企业合作，有的动员在家无事的程序员开发小程序，专门针对本社区提供服务。我发现都挺有用的。

通过这些工具，包括平台、一些流程表、一些网络会议等协作软件……把各方面的都做得井井有条。

第二个典型特征是社区单位的全面参与，通过社区党建网络、社区共治委员会、社区议事会等，把周边社区企事业单位等各方面的都发动起来，有钱捐钱，有力出力，出志愿者。社区缺口罩，他们就捐口罩，社区缺蔬菜，他们捐蔬菜，全面的发动了起来。

典型场景是啥？

网络协作会议算是个典型场景，大家都学会了在网上开会，无论社区单位的会，居民骨干的会，都学会了在网上开了。

现在，大家都习惯了网上开会。有时候白天，网络会议系统会卡，为啥？因为在家办公大量的会议在开。上海大多数街道的第二轮口罩发放就是完全通过钉钉会议发动动员的。

效果如何呢？

也是很有效的，精细化治理已经把社区资源的挖掘达到了极致。疫情之下，平时的动员看不出来，而这次就很明显了，你的社区单位参不参与，你的那些社会组织参与不参与，这一次都动员出来了。

第三个阶段，多方协作治理。

这样的社区兼具上面两种治理的做法，但有一个典型特点是：开放协作。

典型特征是什么？

社区体现了开放的态度，努力是和各类机构协作，不仅仅是动员传统的社区内力量，也不仅仅是依托体制内资源。

有的社区主动寻找和外界专业机构的协作，比如居民有中招的，有被隔离的，有家人去世的，就需要大量的医疗咨询服务、心理支援服务。居委就到处找这样的机构合作。

疫情期间的武汉已经做到了绝大多数街道的居民微信群里，都有专业医疗咨询、心理咨询志愿者在提供服务，这些志愿者，都是武汉逸飞社工服务中心、中国社工联、河北省心理咨询协会等专业机构分派的，全国的志愿者在支援武汉。

社区还会以积极和物业、业委会协作，和一些科技公司协作，包括一些数据公司，和京东这样的快递公司协作。

协作什么？协作解决老百姓的生活困难。这些居民不能出门，那么居家的菜、药如何解决。

如果按照第一阶段的社区就是居委会干部去买，买过来送到家里去。而这个阶段的社区的办法，就是和多方协作，他们会和物业公司、快递公司协作，无接触式送货再难也能实现。

典型场景是社区入口，总有一个物资配送站，有篷子，也有架子，外面的物品都放这里，居民下来拿就行了。针对困难的老人、隔离的等，再找志愿者送上去，就解决了。

多方协作的治理非常开放，典型场景就是物流配送站，在居委会的主导下，多方协作已经形成了科学的链条。数据公司会建立软件平台，组织团购，团购了和物流公司协作，和志愿者密切配合，就形成了一套网络。

效果上看，也是非常有效的，人力成本的投入比较少，有了大数据、物流系统的支持，再加上社区的志愿动员，流程就很顺了，自己就不会那么辛苦了。

疫情大考下，三种治理阶段原形毕露，我并不是说这三个阶段谁比谁更好，我只是认为，随着社区智能化水平的提升，你光靠人盯人、人的不计成本的投入，肯定不是最好的方式。

还有，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治理重心和治理资源要向基层下移，因此，基层事务不可能越来越少。

对于一线的社区工作者来讲，如何在越来越多的事务、不可能“减负”的情况下把工作做好，就涉及到工作机制的创新。

你是不是能够让各方协作起来？把协作的机制做好，在协作过程中发挥各自作用，并且照顾到参与各方的利益，这就是一个科学的机制。

这里面包括了智能化内容，当然更包括，要把社区居民动员起来、行动起来，成为行动者。

事实上，如果想让基层减负就三大手段：第一个就是多方协作机制，第二个是社区智能化，第三个就是社区居民的动员。

这次疫情是让大家意识到这一点的特别好的契机：光靠居委会，忙死累死，老百姓不动员起来肯定不行，智慧化的手段不用不行。

这次疫情搜集到的数据是极为全面和精准的，一定要利用好这些数据，做好大数据的录入和分类建档和分类治理的工作，为今后工作打下好的基础，一些街道已经开始了这样的操作。

疫情也让我们清晰了社区治理的未来，就是三句话：事务靠智能、资源靠协作、活力靠自治。